原襯衫標題:宋彬彬的三個名字
  因為在天安門城樓上給毛澤東獻袖章,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宋彬彬被賦予一個名字叫“宋要武”。但隨後,這個名字卻給她帶來了無窮的煩惱,她給自己改名“宋岩”,且一直沿用至今。這三個名字,似已完成了一個輪系統家具迴,或將逐漸撥開47年前的一段“公案”迷霧。
  記者_西裝周至美 實習記者_蔣晨悅 北京報道
  宋彬彬宣讀《我的道歉與感謝》時,不斷哽咽、淚流滿面。而債務整合劉進(曾任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學代會”主席,原教育部副部長劉仰嶠之女)道歉發言時亦是如此。
  1月12日,在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簡稱師二手餐飲設備買賣大女附中),五十多人參加的“老三屆校友與老師見面會”。舉行見面會的會議室里,矗立著三年前立起的老校長卞仲耘的塑像。
  作為第一個被打死的北京市教育工作者,卞仲耘一直是師大女附中乃至“文革”史上一個難以愈合的傷疤。而作為“文革”時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一個代表,宋彬彬的道歉尤為矚目。 她說,她一直都不曾擁有“宋要武”這個已化身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名字。
  在其67年的人生道路上,宋彬彬、“宋要武”、宋岩代表了三個不同的人生階段,也構成一個輪迴,或將逐漸撥開47年前的一段“公案”迷霧。
  上將之女
  這並非宋彬彬第一次道歉和反思。在2012年初,她在共識網發表《四十多年來我一直想說的話》,甚至更早以前,宋彬彬已開始對大眾敞開心扉,談及往事。
  宋彬彬為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生於1947年。1960年,她進入師大女附中。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社論。
  次日,師大女附中正在鍛煉的劉進聽到了廣播里播放的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特別激動”。她立刻找到了同學馬德秀以及住校的宋彬彬,一起署名發表了師大女附中第一張大字報,被認為是該校“文革”的開始。
  兩天后,在中央統一部署下,工作組進入師大女附中。在工作組的主持下,師大女附中成立了“革命師生代表會”,劉進擔任學代會主席,宋彬彬為四名副主席之一。
  根據劉少奇制定的“八條指示”,工作組以揭發批判為主,“不准打人”。但革命的大潮非計劃般控制。6月17日,師大女附中就出現了反對工作組的大字報,卞仲耘隨後也遭受了批鬥。
  7月下旬,毛澤東對劉鄧的工作組表示不滿。不久工作組被撤銷,師大女附中的工作組在7月30日撤出學校。作為“保工作組派”的宋彬彬陷入了苦悶:“撤了工作組的感覺就像找不到組織一樣……我不明白工作組怎麼就成了阻礙文化革命運動的消防隊,也不明白跟著工作組走怎麼就犯了錯誤。”
  此後幾天,一直到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打死那一天,宋彬彬所在的保工作組派每天在辦公室里“反思”,研究下一步該怎麼辦。隨後傳來了卞仲耘被打的消息。劉進、宋彬彬等“阻止不力、反應遲緩”,卞在被送入醫院後不久去世。
  對於卞的去世,今年1月12日的師大女附中師生見面會上,宋彬彬說:“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鬥。”
  卞校長之死,讓劉進、宋彬彬等人慌了。向北京市委彙報過之後,她們坐了一夜,沒有合眼。在經過幾天的考慮後,她們在師大女附中成立了“文化革命籌備委員會”。
  而高層的形勢發展更是她們當時所無法預判的。1966年 8月16日,中央決定召開百萬人的“慶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群眾大會”。師大女附中“籌委會”接到參會通知後,就開始組織積極分子在大禮堂趕製裝備。
  毛澤東也準備了自己的裝備。據最新出版的《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在這一天(8月16日)表示要出席大會,並吩咐為他準備一套軍裝。
  城樓上
  8月18日凌晨三點多,師大女附中的學生在領隊劉進的帶領下前往天安門。那一天,毛澤東凌晨5點就上了天安門城樓。
  參加過當日接見紅衛兵的指揮所參謀張輝燦曾撰文回憶說,當日登上天安門城樓上的中央領導人,是按照六天前中央八屆十一中全會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11名常委的名單次序列位的,其中林彪列位第二、劉少奇降為第八。劉遠遠地站在毛的東邊,不言不語。與臺下歡迎鼓舞的熱烈場面相比,城樓上的國家領導人看起來有些冷清。為打破這種氣氛的冷清,周恩來提議組織1500名紅衛兵代表上城樓,各校分配名額。
  師大女附中分到40個名額。宋彬彬挑選了40個學生,出發點名時,因多出一個,第41個學生沒有上去,當場就哭了。
  據張輝燦回憶,周恩來將紅衛兵分成兩個方隊,並輪流指揮她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東方紅》等歌曲。隨後,周恩來陪同毛澤東接見了這1500名紅衛兵代表。樓上的紅衛兵代表和樓下的紅衛兵一起歡騰,“毛主席萬歲”的歡呼聲此起彼伏。
  紅衛兵代表們紛紛擁向前,要求領袖簽名,有些代表開始給領導人戴袖章。宋彬彬身後的一個男生推了她一下:“你這袖章挺好的,為什麼不去給毛主席獻呢?”
  宋問了站在她身邊的公安部長謝富治,能不能給毛主席獻袖章,另一位女同學說她也要去獻紅領巾。謝曾和宋任窮一起工作過,得知眼前的這個女孩是宋任窮的女兒時,便讓她們過去了。
  於是,歷史在那一刻定格:宋彬彬為毛戴上了那個毛邊紅條、印著黑色的“紅衛兵”字樣的袖章。毛那天穿了新的軍裝,由於天熱,宋還擔心袖章的別針會不會扎到領袖。
  這張照片後來被修飾了多次,大部分的彩色照片“證明”了那個鮮艷的紅底黃字的“紅衛兵”袖章,但顯然,那個時候宋彬彬還沒能做出那樣精緻的袖章。
  毛澤東問她:“你叫什麼名字啊?”她說叫宋彬彬。毛澤東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宋說是。毛又說:“要武嘛。”
  毛澤東愛開玩笑,宋彬彬以為這是一句玩笑話,沒覺得有什麼特殊的含義。
  “宋要武”
  登上城樓,為領袖親手戴上紅袖章,宋彬彬被很多人羡慕。回到學校後,很多人和她握手,還有人開玩笑:“彬彬,你以後就改名叫要武吧!”宋彬彬說,那是毛主席說的,她不配。
  《光明日報》的一位男記者前來採訪宋彬彬。宋彬彬回憶說,當她把主席說的那兩句話告訴記者後,記者讓她寫下來,她覺得沒啥可寫的,就不寫。
  也有人表示反對。劉進回憶說,當天下午回去後,有一位反工作組的同學梁某找到她們說,你們保工作組,是犯了錯誤的人,怎麼能給主席戴袖章呢?劉進、宋彬彬覺得很慚愧,於是將反工作組的袖章拿去給王任重(時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希望他轉交給毛主席。
  受到反工作組的學生抨擊後,劉進、宋彬彬檢討一番,於8月19日寫下一張大字報,宣佈退出“籌委會”。
  出乎宋彬彬意料的是,《光明日報》在8月20日刊發了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為毛主席戴上了紅袖章》,文中對“要武嘛”三個字大加闡述。“這哪是我能寫出來的?”40多年後,宋彬彬撰文回憶說。她說曾經試圖找過那個記者,但一直沒有結果。
  《人民日報》在8月21日轉載了該文。從此,“宋要武”在全國傳開,“我是百口莫辯,再說什麼都沒人信了”。 宋彬彬說。
  寄給師大女附中“宋要武”的信件雪片般飛來,宋彬彬認為那不是寄給自己的,“很多很多信,從來沒有拆過”。也有一些人慕名找到“宋要武”,失望地說:“你怎麼是這樣啊?一點兒都不是我們想象中的樣子。”
  退出“籌委會”後,宋彬彬成了逍遙派。她和保工作組的同學組成了一個小組“中流擊水”,取自主席的詩詞。她們每天中午去八一湖游泳,有人說她們是“中午擊水”。
  改名“宋岩”
  天安門城樓接見後,名字給宋彬彬帶來了很大的煩惱。“宋要武”她不想要,宋彬彬這個名字也不要了。小組的一個同學隨手翻開字典,手指一個“岩”字,就“宋岩”吧。
  此後,她一直用這個名字工作和生活。這個名字很少被人記起,而四十多年來,宋彬彬說,一直存在兩個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瞭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
  事實上,屬於宋彬彬的“風光”,僅限於城樓上那一刻。“八一八接見”發生在保工作組派的苦悶思考之時,亦是北京紅八月風暴前的一次彩排。宋彬彬參加了這次彩排,但隨後登場卻沒有她。
  正如一位評論員指出的,“她站在天安門城樓給偉大領袖戴上袖章之時,不是登場,而是謝幕。這一天之後,她所屬的保守派紅衛兵,已經被革命大潮甩在了身後,甚至成了‘革命’的對象。”
  不久,鄧小平被打倒,宋任窮被打為東北最大的“走資派”。作為東北一號“走資派”的女兒,又曾經是保工作組的宋彬彬,深陷困境。次年4月,她與母親一起被押到沈陽,母親被批鬥,她則被軟禁。
  1969年初冬,宋彬彬偷跑到內蒙古牧區,投奔早先已經“上山下鄉”的同學。她人未到,“宋要武”要殺人放火的謠言已經四起。沒有戶口、沒有安置費、沒有口糧的宋彬彬被一些北京知青收留。
  三年後,大學開始招收工農兵學員,“宋要武”這個名字帶來的是阻力,一位金老師力保她進入長春地質學院,但又受到“四人幫”在東北的親信施加的壓力。
  從此,宋彬彬一心只想平靜生活,只和岩石、空氣、數據打交道,“不經商不從政,不想出名不想升遷。”她曾經對劉進說,“人怕出名豬怕壯。”劉進問她為什麼,宋說,豬壯了就該被殺了。
  1980年代,宋彬彬赴美讀書,1989年成為獲得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系第一位大陸女博士。隨後,她在馬塞諸塞州環保部門工作。
  試圖遠離塵囂,但城樓上那一刻帶來的影響如影隨形。“樹欲靜而風不止”,宋彬彬回憶說,2002年,因一篇論文將她和卞仲耘之死聯繫在一起時,她不能再沉默了。經過調解,該文章的負責人在美國一家學術刊物上公開向宋彬彬道歉。
  道歉與反思
  宋彬彬們對於“文革”和“八五事件”的道歉和反思,大約始於十年前。劉進和校友葉維麗從2002年開始,從不同切入口調查“八五事件”。宋彬彬在2003年回國定居,也一起參與了“文革”初及八五事件的調查。
  到了2008年,調查進入系統取證和研究的過程,其中有120多人師生提供了當年的日記、筆記、證言和回憶。
  這其間,發生了“榮譽校友”事件的一段波瀾。宋彬彬所在的師大女附中(即實驗中學)在2007年舉辦九十周年校慶並評選九十名榮譽校友。宋彬彬被同學推薦,蓋因其學術上的貢獻。宋彬彬第一反應是拒絕,不願再拋頭露面。在同學和朋友的勸說下,她認為這是為自己澄清的機會。此前,她一直被“八五事件”、“宋要武”等困擾著,而退出評選則更加令人相信這些傳言。宋彬彬回憶說,她在“猶豫不決、進退維谷”中參加了這項評選。
  但令她意外的是,傷疤再次被揭起。她在城樓上為毛澤東戴袖章的照片,不僅出現在母校的網站上,還出現在活動展板上。此事再度被解讀,實驗中學亦受指責。 宋彬彬認為,在卞仲耘遇難當日,她“阻止不力、反應遲緩”,遲遲不敢去看望卞校長家屬,也“不想因為自己的敏感身份,給老人帶去刺激和哀傷”。
  去年下半年,陳小魯為“文革”道歉,成為一個催化劑。劉進、宋彬彬等人也認為,希望讓更多人知道真相。在他們參與的“五人談話會”中,葉維麗認為,在卞案中,“我們面臨的問題,遠比揪出幾個‘凶手’更為複雜。”
  在接受《新京報》採訪時,宋彬彬說:“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整個 ‘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參考資料:《對八五事件的記憶與反思》、《毛澤東年譜(1949-1976)》(捲六)等。
(編輯:SN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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